理论研究

论延安时期民主监督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启示
更新时间:2019/5/16 17:22:39 点击次数:186


论延安时期民主监督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启示


许泽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武装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先后出现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等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依靠发展民主,建立民主监督制度,推行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益启示,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十分注重推行民主政治,建设廉洁政府,大力加强以民主监督、监督保廉为重要内容的民主监督体系建设,逐步形成了“六位一体”的民主监督体系。

一是党内监督。即在共产党内部,根据党章、党和边区政府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主要对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的监督。党内监督的基本形式是党组织监督,核心是通过限制地方党组织权力、加强集体领导、民主制权与以权制权的方式对党内权力进行监督。延安时期,我党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就设立党内监察机构的具体条件和职能作出明确规定,在各解放区党委之下设立监察委员会,在检举行政人员违法失职时,可以自行召集区民大会。1945年七大党章把“党的监察机关”单列一章,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党内监督运行机制,在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二是民主党派监督。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自上而下严格实行“三三制”政策,即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以保证党外人士参与政治监督,通过党外人士直接参与政府的政治、经济生活, 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对干部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进行批评和检举。“三三制”充分调动了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和监督政治的积极性。这种内外结合、上下结合的监督制衡体制,开创了民主协商的先河,有效破解政权机关的权力制衡、民意表达和相互监督难题,有效防止和制约了权力变性和腐败。

三是参议会监督。即边区权力机关对政府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政府法律实施情况进行的监督。当时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已不单单是一个民意、咨询或议政机关, 而是最高的立法、权力和监督机关,是边区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民意机关,对政府监督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参议会负责选举产生各级政府,创制和复决边区法规,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从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到1946年,边区先后开展三次民主选举运动。通过民主选举,使那些不称职的干部纷纷落选,而那些真正为民务实清廉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人民的监督权得到充分体现。为了保证参议会各项工作在闭会期间能够顺利进行,边区参议会还设立了常驻委员会,以履行好包括监督在内的各项职能,使之常态化。

四是人民群众监督。即人民群众通过批评、建议、控告等直接方式或通过常驻机构转达意见等间接方式对政府和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为了发挥广大民众的监督作用,边区政府还制定了《各县政府对人民控告干部的案件应及时认真负责处理的命令》、《关于派公正干部切实调查群众控告案件的命令》,严格规定凡遇群众告状,都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切实查明,公平处理,切不可敷衍了事,更不可有偏袒政务人员的行为。 1941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收到群众检举或控告材料137件,对每件来信一一办理回复,促进了廉政监督工作的全面开展。在边区政府的倡导下,群众向政府反映许多有关革命战争、生产建设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党和政府一旦接到群众反映,就立即调查处理,使群众监督真正落到实处。此外,边区政府明确规定让群众定期评议各级干部,对群众反映好的提拔,对群众有意见、有劣迹的则规定要下放以至免职,真正实现了干部是好是坏由人民群众说了算。边区多年的反贪事实证明,干部贪污案件得以发现和查处,基本上都是由群众和干部举报而来,人民监督是保持和保证政权廉洁的基本因素之一。

五是司法监督。即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的监督,包括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对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和对政府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等。边区法院通过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对政府工作人员职务行为进行监督。1946年,边区参议会通过决议,设立独立建制的边区高等检察处,不再隶属于边区高等法院。检察机关的职能除了对刑事案件提出公诉以外,最重要的是运用法律手段对公务人员进行监督,检举政务人员贪污受贿行为,这对于净化公务人员的从政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六是舆论监督。延安时期,党非常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对廉政建设的作用。边区政府依法保护新闻媒体的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支持报纸等新闻媒体揭露各种不正之风。毛泽东强调“编辑部要有常设的群众工作部门以处理群众来信,听取各种意见,帮助反映问题,从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权,发挥人民喉舌功能,尽可能去掉革命决策的片面、主观性,去掉革命行动的走极端等现象,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等不良作风,纯洁革命队伍,推动革命向前进。”延安时期边区发行的《团结》、《共产党人》、《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和《边区政报》等报刊对党政干部中的腐败行为和不良社会风气进行了无情揭露,报纸等新闻媒体充分发挥批评监督职能,纯洁了革命队伍,有效推进了廉洁政治建设。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全面推行民主政治,加强民主监督,党员干部在人民的支持与监督下工作,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从边区到乡村各级政府的成员都由选举产生。延安时期只见公仆不见官,党群干群关系鱼水相亲、军政军民团结亲如一家,边区成为人民民主建设的“试验田”、廉洁勤俭政治的模范区,延安成为国人心中的一片净土。边区政府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廉洁的政府,使边区不断巩固发展,党自身空前壮大,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1946年春节之际,陕甘宁边区人民发自内心地向边区政府敬赠“爱民模范,廉洁政府”的锦旗,这正是廉政建设赢得人民拥护政权的例证。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监督不力也会出现腐败。在我国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稳固国家政权、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必须毫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坚持。但是党越长期执政,权力越集中于各级党委、政府,越要坚持并强化对各级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监督,不能认为强化监督就是否认、削弱党的领导。恰恰相反,依法民主监督力度越大,越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越能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越能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而弱化、否认民主监督,只能对党的肌体造成伤害,使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使腐败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惩处,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稳固。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的前提下,改革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深入推进党务、政务、财务、村务公开,强化民主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体制机制上保障民主监督特别是党员、群众监督的作用,从根本上消除腐败产生的温床。健全完善监督体制,强化民主监督,从现实来看,主要应采取以下举措。

第一、强化党内监督。党内实行巡视制度是健全党内监督体系,有效遏制腐败的一把利剑。1996年建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对象直指各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尤其是“一把手”,聚焦“四风”等腐败突出问题,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一批腐败高官的落马都是通过巡视发现并提供案件线索的。事实证明,巡视制度将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紧密结合,如同对党的肌体进行体检,从中发现病灶,清除腐败毒瘤,无论是治标还是治本对健全党的肌体都是一剂猛药良方。要克服巡视制度还不完善、时段性较强、成果利用不充分、解决问题还不全不透等不足,实行巡视巡察制度各级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全覆盖,形成长效机制。充分利用巡视巡察的威力,巩固反腐败压倒性胜利,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更大成效。

第二、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政协的使命,要正确处理支持与监督的关系。不能因为要拥护支持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而不许或削弱人大、政协行使监督权;不能认为人大、政协行使监督权是干扰妨碍“一府两院”的工作;不要因为年龄偏老到人大、政协工作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监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能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仅仅看作是一种政治荣誉。切实纠正人大、政协寓监督于支持、支持就是监督的片面认识,监督就是最有益的支持。

逐步改变人大、政协机关干部工作“处于二线”的地位。各级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要减少兼职并实行专职化,改善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大、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和比例,改变年龄老化现象,提高依法履职、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能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权通过视察、调查等方式对国家法律、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有权对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对违法违纪情节严重者提请同级党委、政府惩处或人大罢免。

第三、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杜绝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要改进党委和政法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关键是让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支持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依法提出检察建议和抗诉。明确法官检察官办案的责任和权力,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大力推进检务公开,检察院建立终结性法律文书公开制度,对影响较大的特定案件或有争议的案件,主动或依申请开展公开审查、公开答复。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落实司法公开,抵制“说情风”的干扰,确保政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第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实现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必须使党员干部的权力用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使权力运行置于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之下。越是权力集中,越是权力运行掌握在个人或极少数人手里,越要保障人民群众缺乏参与权、知情权,切实改变群众监督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甚至被排斥在监督之外的状况。实践证明,哪里民主监督作用发挥得好,哪里的腐败现象就比较少,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发展民主政治,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监督,群众监督是反腐败的锐利武器和有效方式。开展反腐败斗争以来,人民群众是信访举报的主体,绝大多数腐败案件查处都是由群众信访检举揭发提供线索突破的。但一般都是个体自发、分散的行为,而不是群体自觉、有组织的集中行动。

现在群众监督之所以疲软乏力,一条重要原因就是群众利益诉求表达不畅,对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处理不及时,有的被拒之门外,甚至遭受打击报复。强化人民群众有序的民主监督,当务之急是要制定《人民监督法》,规范群众监督的主体、客体、职责、权利以及监督的范围、方式、程序等,把群众监督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并强力推进落到实处。比如,许多腐败一般都要通过财务“报销”获得非法违纪所得,加强财务监督是群众监督必不可少的内容。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条例法规,规范群众对财务监督的组织形式、程序内容、处置办法,使报账程序严密科学,使每一笔财务报销都遵纪合法、正当准确。

第五、正确对待舆论监督。舆论监督被视作“第四权力”。但在我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公民民主素养欠缺的国度里,片面强调新闻自由会造成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不利于政治社会稳定和体制转型,强调以正面宣传报道为主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反对舆论监督,忽略舆论监督在针砭时弊、揭露腐败中的积极作用。要鼓励支持重视舆论监督,对舆论监督揭发的人和事,要认真调查核实依法依纪处置。目前我国的新闻法制还不完备,还没有一部规范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法规。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新闻舆论监督法》,系统规定报刊、网络等媒体监督的主体、方式、程序、法律责任等,使新闻舆论监督有法可依、有章可行。

总之,健全民主监督体制,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惩治腐败的治本之策。要切实改变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因民主监督不健全、监督不力而导致腐败产生的现象,关键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完善监督体制,增强监督实效,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坚决消除腐败滋生的体制环境,把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引向深入,实现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作者:新洲区延研会理事、区委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