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延安时期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方式
更新时间:2018/6/18 12:58:56 点击次数:1530

延安时期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方式 

汪和清
 
  

延安时期的法治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法治精神主要体现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其他各根据地的施政纲领,都是根据地带有根本法性质的政纲。这些延安时期法律法规体现的基本内容和精神是:

1、延安时期的法律是抗战的号角。延安时期的法律明确规定: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2、延安时期的法律是团结的宣言。它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总方针,规定团结边区内部各抗日阶层,包括工人、农民、抗日的地主和资本家。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政策,以调整各抗日阶层的关系。

3、延安时期的法律是民主的旗帜。规定了实行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选举制度和实行统一战线政权的三制原则,以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和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的活动和边区行政机关的管理。

4、延安时期的法律是建设的纲领。号召努力发展经济建设,保护人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发展农业、林牧业生产,发展工业手工业,奖励扶持私人企业,保障经济自由。

5、延安时期的法律是人权的宣言。明确规定了人权的涵义和范围,强调司法、公安机关逮捕人犯,应有充分的证据,依法按手续执行。对人犯不侮辱人格、殴打及刑讯逼供、保证行动自由。

延安时期法治方式则主要体现在当时的司法制度,特别是诉讼制度上。

一、司法机关组织制度

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司法机关,继承和发扬了苏区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是在极其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边区各级司法机关是各级政府的组成部分,它以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纲领、决议、布告、条例、法令等为审判活动的根据。

    边区高等法院。1939年1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规定,高等法院是边区的司法机关,受边区参议会的监督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向参议会负责,井直接向边区政府报告工作。它掌管全边区的审判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其职权是:重要刑事第一审诉讼案件,不服地方法院第一审判的上诉案件和不服地方法院的裁定而抗告的案件以及非讼事件。

    县司法处。县司法机关建立的初期,一般只有一个裁判员主持审判业务。为了加强对于各县司法工作的领导,提高办案质量,1940年,在各县成立了裁判委员会,由中共县委书记、县长、裁判员、保安科长和保安大队长组成,讨论对重大案件的处理。

检察机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时,即设有检察员,在院长领导下独立行使检察权。也曾一度建立过高等检察处,设检察长和检察员,对边区参议会负责,并受边区政府领导。1942年,因实行精兵简政而撤销。晋察冀边区规定,在各级司法机关内,设立首席检察官一人、检察官若干人,由各级行政首长或公安科干部兼任。其他根据地的检察机关的组织,也大致相同。检察机关的主要职权,是负责案件的侦查、起诉以及监督判决之执行。

二、诉讼制度

为了建立革命秩序,保障边区人民的合法权益,抗日根据地的施政纲领规定,只有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有权逮捕、拘禁人犯,审判权只能由司法机关统一行使的原则。边区司法机关在依法行使职权中,从便利人民出发,贯彻群众路线,发扬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审判制度、审判作风和诉讼程序上,都有许多建树和创造。下面作简要的介绍:

1、上诉和审级制度。《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规定:“边区人民不服审判机关判决之案件,得依法按级上诉”。上诉制度,就是指各县司法处和地方法院判决的一切民刑案件,如当事人不服 ,可向上级司法机关上诉。

当时的审级制度,基本上实行两级终审制,即以县司法处(或地方法院)为第一审,边区高等法院及其分庭为第二审。

2、人民陪审制度。人民陪审制度是审判工作民主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组织革命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监督司法工作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司法实践中,边区人民陪审有三种形式:由审判机关邀请陪审员;由民众团体选举陪审员;由机关、部队、团体选举代表出席陪审。

3、审判公开和辩护制度。为了对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各根据地都有公开审判的制度。各边区实行辩护制度是从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维护民主法制的尊严出发的。

4.复核和审判监督制度。各边区对于刑事罪犯,严格控制对死刑的判处。对极少数判处死刑的案件,也极其慎重,规定了严格的复核制度。各边区都建立了审判监督制度,分为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5、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这个原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适用法律时,对各个抗日阶层的人都要一律平等对待,实行赞成抗日和民主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犯了法和工农群众一样。判罪量刑,不再因出身成份问题而受到加重处罚;二是公务员和人民群众在法律面前平等,从革命根据地建立起,就取消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等级划分和特权,不论共产党和非党群众、首长和一般公务员、人民群众、指挥员和战士犯了法,都严格依法判刑,对于资格老、功劳大、地位高触犯刑律的人,不允许对他们有任何特殊和例外。

6、严禁刑讯逼供,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各抗日根据地都规定了“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这就是抗日民主政权的人民民主本质决定的,是人民司法机关根本不同于反动政权的司法机关的重要标志之一。

7、简便的诉讼手续原则。边区司法机关厉行便利人民,保障人民诉讼权利,革除了旧法院的陈规陋矩,实行极其简便的诉讼手续。

用现代的法学理念、法治原则和法理概念来回看半个多世纪前的延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尽管有一些内容还不完备,还有局限,但不可否认,延安时期的法律制度和法治方式 对新中国法治建设影响很大,是新中国法律制度的雏型和起源,很多重要内容,至今仍在沿用。延安时期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闪耀着延安精神的光辉。

——延安时期法治思想和法治方式体现了执法为民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和宗旨,也是延安法治精神的核心和宗旨。这方面一个显著的标志体现在《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法规上,其一是体现了法治保护人权。原则规定人民享有政治上各项自由权利,应受到政府的物质帮助,人民有免于经济上偏枯与贫困的权利;凡民主国家人民应享之自由及权利,均应受宪法之保障,不受非法之侵犯,其二是体现了人人平等。这在毛泽东主席给陕甘宁边区高级法院院长雷经天一封信中有经典语言的体现:“ 他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伟大的,今天处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是,他犯了不容赦免大罪,如为其赦免放任自流,便无法有效地教育党和人民,无法可靠地教育红军将帅、队伍……,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党和红军队伍绝对不能如此轻率地这样办。共产党和红军,对于自己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一切共产党员中坚,一切红军指挥员,一切革命分子,一切人民阶级群众,都要以黄克功前车之鉴而惬悟惊醒。”其三是执法依靠人民。著名评剧《刘巧儿》,描写了边区农村少女刘巧儿,自幼父亲作主与同村青年柱儿订亲,后其父贪图财礼,唆使女儿婚嫁给财主王寿昌,巧儿不允,遵自己作主,与柱儿订亲,刘父到县政府告状,地区专员兼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用群众断案方式,解决了这宗案件,使巧儿如愿以偿。用马锡五的话说,当审判工作依靠与联系人民群众来进行时,也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不论如何错综复杂的案件也就易于此案情和作出判决。

——延安时期法治思想和法治方式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延安时期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体现了抗战的实际,体现了团结的实际,体现了求是的作风,体现了务实的精神,陕甘宁、华北、内蒙古、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的法律虽不尽相同,但都体现各地的民情和形势,每一部法律、条例都是一部实事求是联系实际的典范。

——延安时期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体现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当时极其艰辛的条件下,林伯渠、黄必武等老一辈在油灯下领导制定法律,在碾盘边讨论条款,在耕地上宣传法律。既是法律制订者,又是法律宣传者,还是法律执行者,董必武成为新中国法制工作的奠基者和主要领导者。

延安时期法治思想,尽管有些内容还不完备,还有局限,但不可否认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有其科学的一面、民主的一面、进步的一面。当然也存在局限的一面和不足一面,主要表现在:

一、立法、行政、司法的独立性不强。虽然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明确规定,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除服从法律外,不受任何干涉。但在实际执法中行政首长兼法院院长,就必然导致法院审判受到行政的干涉和影响,实际上立法、行政、司法职权往往一体。正如董必武解放前夕在就任华北区人民政府主席就职仪式时说,华北人民政府是从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要创立国家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按照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办事。

二、监督滞后陕甘宁没有专设法律监督机关,设有检察员,是在法院院长领导下工作,后设检察处,但只对边区政府负责,受边区政府领导,即使如此,检察处也在1942年精兵简政中撤销。在晋察冀边区,虽设检察官,但这些检察官都由各级行政首长或公安科干部兼任,无法真正实施法律监督。

三、领导干部有干预司法现象黄克功枪杀陕北公学女青年刘茜案件宣判前,毛主席给高级法院雷经天院长写信,体现了毛主席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说明在案件宣判前毛主席已确定“处以极刑”,作为主要领导人,不应干涉案件的具体判决结果。

法治是人类社会最先进最科学的社会治理方式,良法善治更是如此。

延安时期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延安精神的组成部分,闪耀着延安精神的光辉,体现了延安精神的精髓和内涵。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具有时代性。至今,延安时期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我国的社会治理和法制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是科学立法。延安时期的立法体系不完善,但法律体系是完善的科学的。从法的门类看,既有宪法性质的法律,如《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决议》,又有行政法如《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陕甘宁边区政府暂行组织条例》,还有《刑法》如《晋冀鲁豫边区惩治毁室清野财物办法》、《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还有民商法如《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还有大量诉讼法律和地方性法律法规等,可以说法律分类科学,体系明确。

二是严格执法。延安时期严格执法,最重要的体现是践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正如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边区司法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保护各个革命阶级的利益,纠正资本主义国家各阶级在法律面前虚伪的平等,而代之真正实质的平等。

三是公正执法。这在上诉制度、两审终审制度、人民陪审制度、复核和审判监督制度、调解制度等诉讼制度上都得到充分体现。

四是全民守法。当时边区治安良好,诉讼不多,大多数纠纷都在基层得以调处,这就是全民守法的重要体现。

当然,延安时期法制思维和法治方式最重要、最有借鉴意义的还是执法为民的宗旨观念和意识。

(作者:汪和清,鄂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正县),三级警监,鄂州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理事,公安部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