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风采

清水安三眼中的李大钊
更新时间:2017/5/28 1:11:28 点击次数:4331

 

清水安三眼中的李大钊 

刘  柠

 

 

李大钊(前排右一)留日期间和直隶同学合影

李大钊(前排右一)留日期间和直隶同学合影

  2017年4月28日,是李大钊同志逝世90周年。在松柏苍翠,肃穆庄严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一座占地2200平方米的庭院里,坐落着李大钊烈士陵园。淡青色花岗石纪念碑上,镌刻着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清水安三(1891—1988)是日本著名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日本著名的反战、和平人士。他出生于滋贺县的一户普通农家,中学时代皈依基督教,后进入了同志社大学学习神学。大学时代,清水读到德富苏峰的《中国漫游记》,又在奈良唐招提寺了解到鉴真大师的事迹,于是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常年生活在北京,与我国政学各界很多名人都有相当深的交往,其中,他和李大钊的交往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清水安三曾回忆说:“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人的,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许多日本的思想家和文人来游,都是丸山昏迷君陪他们到李大钊先生家里去的。说实话,我自己也是该君陪着去拜访李大钊的。”

 清水安三与李大钊是老相识。早在李大钊留日时期,清水便曾登门拜访过他。

 两人是通过丸山传太郎牧师的介绍相识的。当时李大钊就住在这位丸山牧师所开设的丸山学生宿舍里。学生宿舍位于东京山吹町,离李大钊就读的早稻田大学很近。宿舍为两层小楼,面积不小,住着几名中国留学生,李大钊是其中一位。

 每逢周日,几名中国留学生便在楼上两间相通的房间里举办主日聚会活动,日本学生也有十数人参加。清水印象最深的是,唱赞美诗的时候,李大钊弹管风琴为大家伴奏。清水回忆说:“看着这位日后的共产主义者‘大物’,在周日学校里弹奏赞美诗,那真是有趣的光景。”

 多年后,清水再次见到李大钊,是在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做东、为日本客人接风的宴会上。七八个人,都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清水和李大钊久别重逢,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这次重逢把两人的距离一下拉近了,从此两人过从颇密。

 清水去李大钊家拜访,至少有十四五次。他回忆说:“那时候,我经常和丸山昏迷君、铃木长次郎兄一起去拜访他,他的家是我们在北京最愉快的去处之一。”李大钊家位于《鲁迅日记》中屡屡出现的山本医院附近,地处“西单往北,第一个或第二个胡同向西拐,是一间朝北的屋子”。李大钊家里的陈设是中等人家模样,与陈启修、胡适的宅邸相比,要显得朴素得多。李大钊家门的门柱上有孔,孔里穿着铁丝,铁丝的前端系着一块小木牌,只要在门前一拉木牌,便会响起“丁零零”的铃声。

 每次见面,清水和李大钊都会用日语交谈。“李大钊的日语虽然不像鲁迅那样流畅”,但意思表达没有问题。而清水和李大钊夫人说话时则用中文。在清水眼里,年长李大钊6岁的李夫人是一个很普通的女性,李大钊则是一个像日本乡下的村长一样平凡可亲的人:“他静静地说着话,不是那种双目炯炯、慷慨激昂的类型。即使谈左翼的话题,他也绝不激动。他不会让对方感到紧张,相反,是一个能让人松弛的、什么都能聊得来的人。”这种感觉促使清水不断多次造访,有时还带朋友一块儿过去,把他们引荐给李大钊,其中包括政治家鹤见佑辅和一桥大学教授、经济学者福田德三等人。

 多次的拜访中,有两个细节给清水安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李大钊很喜欢日本的食物,尤其是日本甜点和日式馒头(类似包子),经常从东单的日本店里购买。所以清水也会买些日本食品作为礼物带过去,这让李大钊很高兴。另一个细节是李大钊的阅读量之大令他吃惊。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中国时,清水只读过其《自由之路》、《形而上学》和《哲学问题》三部著作,李大钊却把罗素所有的著作都读过一遍,而当时很多著作还没有译成中文或日文。李大钊还用英文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对此清水评价道:“他固然是读书家,但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活动家一类的人物,具有能让青年献出生命的人格魅力。”

 清水与李大钊相识相知多年,私交莫逆。李大钊爱读日文书报,常从东单三条附近面向日本人的东亚书局购书,可那里毕竟店小品种少,很难满足需要。因此,李大钊便托清水从日本国内的书店订购。清水曾自掏腰包为李大钊从日本订阅过界利彦主办的左翼报纸《平民新闻》。共产主义者、前日共委员长佐野学从日本流亡到北京时,起初由在北京居住的日本汉学家中江丑吉照顾,但不久便难以藏身。清水就出面托李大钊帮忙,李大钊当即答应,立即安排佐野经天津前往苏联。

 1924年,清水赴美留学,行前去向李大钊告别。李大钊托他在美国搜集些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这是因为,如果是书的话可以订购,而这种小册子是非卖品,在中国很难弄得到。刚好日本京都某教会有两名牧师先期留美,他们和清水相识。其中一位叫浅野的,在芝加哥成为了共产主义者,清水于是便托这位浅野牧师搜集了一批小册子,然后再设法寄给李大钊。清水后来回忆说,不想赴美学神学的自己,为了友情,竟“僭越”至此。

 两年后,清水从美国再次回到中国,正值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他因为作为《读卖新闻》、《北京周报》的特派员记者而南下采访错过了与李大钊重逢的机会。1927年3月初,清水曾致信李大钊,劝说李大钊不要留在北京,应该火速南下,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李大钊应该没有收到此信。

 清水刚回到北京,便接到了李大钊就义的噩耗,这让他心如刀绞。他回忆说:“是夜,我无论如何无法入眠,往日的会面历历在目,不禁失声号泣。德国学者阿道夫·哈纳克说,只要翻开历史,便可见文化的街头必立着鲜血淋漓的殉教者的墓碑……”李大钊牺牲两周后的5月8日,清水在《北京周报》上发表了《李大钊之死——其思与人》一文,痛悼亡友。

(原文转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