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故事

为了烈士之子的嘱托
更新时间:2016/2/2 10:21:02 点击次数:7413

 

为了烈士之子的嘱托

李光荣

岁月的风雨,虽已渐渐冲淡烈士的斑斑血迹;伟人的诗句,

   却又重新唤起人们对已逝忠魂的追思……

——题记

选择无处不在,但生命的起点由不得自己选择。“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没工作。结婚没有窝,生娃只一个”成为我们那一代人的真实写照。不过,作为降生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乡村的我来说,高中毕业后却只能“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年多后,有幸赶上恢复高考,幸运地打上了“77级”的集体标签。毕业之后,又有幸分配到位于洪湖西岸的湘鄂西苏区红色首府——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以烈士名字命名的直荀中学。

由此说来,与柳直荀结缘纯属偶然。是时,我对其了解并不多,所知道的也仅仅只是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而作为一名英语教师,我更感兴趣的还是它的英文翻译。“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这其中的“杨柳”为双关语,既切合杨开慧、柳直荀二位烈士之姓,又喻之为洁白的杨花柳絮,天造地设,浑然天成,足见汉语的精妙。毛泽东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语言艺术让翻译巨擘也左右为难,无法同时再现这一语双关的修辞效果。

当时,我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毛主席诗词讲稿》。书中援引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者注说,柳直荀“是毛泽东同志的老战友”,“一九三二年在湖北洪湖战役中牺牲”,白纸黑字,我信以为真。在我来到周老嘴之前,这里就已建有一个六角亭,说是柳直荀烈士纪念亭。建亭处叫心慈庵,地以庙名,但庙早已荡然无存。亭子的前面是一片树林,还有一个水塘;后面是一片棉田,棉田挨近亭子的地方有个坑,周边散落着许多瓦片和枯骨。每次经过这个寂静阴森的地方,总感到有些毛骨悚然。当地人告诉我说,柳直荀就是在这里被夏曦杀害的。这不啻晴天霹雳,令人惊愕。原来,柳直荀不是倒在敌人的枪口之下,而是冤死在自己人的砍刀之下!

这引起了我浓厚的探究兴趣。在教书的同时,我一直用心收集有关柳直荀的资料,可在靠听广播获取信息的年代谈何容易,以致现在构思这篇文章拼接散碎的记忆时,常常发现时间滞后,有些当时本已公之于世的东西我在后来好久才知道。

譬如,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回赠《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的信的全文,我当时就没有读到,更谈不上看到手迹了。信中,毛泽东特别嘱托李淑一:“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可是柳直荀到底怎样牺牲、殉难何处尚未弄清,更谈不上有“墓”可“看”了。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李淑一也未能完成老友的托付,心中常感愧疚。

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柳直荀牺牲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及至毛泽东所说“直荀的墓”的建立,痴心地等待、思念了几十年的李淑一准备亲赴周老嘴了却夙愿时,不料突患重病,加之已达耄耋之年,不能远行,她只得转托子女代为前往。带着母亲的嘱咐,柳直荀与李淑一的独子柳晓昂与姐姐柳挹群一起,千里迢迢来到周老嘴,转达了李淑一对丈夫的拳拳思念之心,转达了毛泽东对挚友的殷殷追悼之情……

直荀中学的前身是周老中学,地处古镇的主街——老正街东头。“常胜将军”段德昌旧居离学校只几十米远,且是学校教务主任廖正海的家,我们常常去玩,狭长幽邃的进深,长满绿苔的天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沿着一条被岁月的脚板打磨得光滑镗亮的青石板路往前走,便是贺龙、周逸群、崔琪、谢觉哉等人的旧居。当时大多还是民宅,很多户主较熟,我们常常进去看看;有的成了商店,我们常常进去逛逛。当然,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还是柳直荀旧居,体验前店后室的生活,寻找烈士留下的足迹,听人讲述柳直荀的故事,我们为自己是直荀中学的首批教师而感到自豪。

一年多后,我们搬进了新修在镇西的直荀中学。新校的选址,原本在柳直荀烈士纪念亭的东边(即今镇委、镇政府所在地),中间隔着一条小河,有人觉得不好,于是便改在了纪念亭的后面,说是“后继有人”。这样,我们每次上街,都要走过一段弯弯曲曲的小路,经过柳直荀烈士纪念亭。亭中立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有李淑一撰写的《题柳直荀烈士纪念碑》,这长达190字的五言排律碑文便成了我们了解柳直荀的绝好教材。

在学校刚获批改为直荀中学时,时任校长李本俊就给李淑一写了一封信。1980年2月24日,李淑一回信说:“我们全家闻之,既感洪湖苏区党和群众怀念直荀之情,也是对我们全家极大的鞭策。”信中还说,“为校舍题名,我书法欠佳,但作为纪念,当勉为其难了。至于请中央领导同志作其他内容的题词,当从长计议”。1984年春节期间,学校再次给李淑一写信,请求题写校名。4月20日,李淑一又回信说:“写校牌一事,因年老体衰,不能应命了,我建议用毛主席写的‘直荀’两字更有意义。”此后,用钢筋焊接成的毛体“直荀中学”校名,便如彩虹般横跨在学校大门口。

在直荀中学工作两年半后,我调入相距十多公里的新沟中学,后又进入团县委、县委宣传部、县委办公室等部门工作,但还是对周老嘴这方红色沃土情有独钟,时不时回“家”看看。我还结合本职工作,组织中小学学生为柳直荀烈士扫墓,加大对革命老区的宣传力度,并先后发表了一些有关贺龙、许光达、柳直荀在洪湖革命根据地的文章。特别是一万多字的《毛泽东与李淑一的真挚情谊》,经柳晓昂仔细修改,并转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在1994年第9期人民日报社《大地》杂志头条刊发,不少报刊纷纷转载、摘登,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1995年春,我受时任周老嘴镇委书记杨大平邀请,一同前往北京。我们首先来到北新桥的一座宅院,拜访了78岁高龄的贺龙元帅夫人薛明。她感动地说:“我1984年到过你们那里,苏区人民像欢迎贺老总一样欢迎我啊!”薛明深情地回忆起贺龙在洪湖苏区的战斗历程,他把监利称为“第二故乡”,感情很深。在“文革”中受迫害身陷囹圄的日子里,贺龙又回想起段德昌、柳直荀等一大批优秀干部被诬为“改组派”惨遭杀害,痛心地说:“一摊摊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历史的悲剧又在重演。他生命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洪湖水,浪打浪》,他带着未能回来看望老苏区人民的遗憾含冤离世。

在北京南沙沟“部长楼”,我们又拜望了94岁的耆宿李淑一。看到我们这些来自柳直荀生活、战斗和殉难的地方的客人,老人感到十分亲切,久久拉着我们的手。此时的她,已很少看书报,坚持多年记日记的习惯也已中断。柳晓昂告诉我们说,母亲李淑一练就了一手秀灵的毛笔字,特别是她晚年的字苍劲有力,成为许多人求索的墨宝。受母亲影响,柳晓昂自幼也好习字,他的字迹和母亲的字相似。李淑一患病后不能握笔,遇到盛情难却时,有些题字就是柳晓昂受母命而代笔的。听到这里,我们感慨不已。回家后,我连夜写了《柳直荀烈士遗孀李淑一今安在》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此后,全国有关李淑一近况的追踪报道几乎成了我的“专利”。

李淑一是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顾问。经她推荐,我加入了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在开年会期间,我得以见到毛泽东的儿媳邵华少将、孙子毛新宇少将,并与他们交谈,领略了伟人的家风。我还结识了很多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毛泽东研究的著名学者,并当面请教,得到很多教益,这对我研究毛泽东和柳直荀很有帮助。

是年清明节期间,柳晓昂又一次来到周老嘴,我陪同他瞻仰了扩建后的柳直荀烈士陵园。在柳直荀烈士纪念亭,柳晓昂边朗读边讲解了碑文。适逢直荀中学学生来为烈士扫墓,举行新团员宣誓。红旗、白花、绿柳、青松、鞭炮、花圈……汇成了一曲祭奠革命先烈英灵的挽歌。置身其中,柳晓昂激动不已,老泪纵横。他在父亲坟上插上柳枝,向父亲三鞠躬,含着眼泪说:“父亲,儿子又看您来了!您可以含笑九泉了!”事后,我写了一篇《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陪柳晓昂瞻仰柳直荀烈士陵园小记》,发表在报刊上。

在这段时间里,有关柳直荀牺牲的情况,成了我和柳晓昂共同探讨最多的话题,我们进行了多次当面、电话和书信沟通。在柳晓昂建议下,我先采访了监利县博物馆原馆长、后调任湖北省文物局副局长的周崇发,他曾参与了柳直荀牺牲情况的调查。我还拜访了龚场镇年逾古稀的退休教师魏泽铭,他当年8岁,目睹了柳直荀被害时的场景。我将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向柳晓昂作了汇报,最后确定柳直荀殉难的时间是1932年中秋节前夜(即9月14日)。为此,我写了《柳直荀到底是怎样牺牲的》一文,在党史杂志和学术期刊发表,并在湖南韶山举行的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宣读。有关说法,后来被毛泽东诗词注本以及《辞海》等书采用。

柳晓昂对我说,由于原来还没有复印机,有些重要的信件和材料,母亲李淑一都拍成照片寄给他留存。在核对事实时,他常常要查阅母亲的日记。我适时提出了协助整理并出版李淑一日记和诗文的请求,柳晓昂点头同意,并表示将大力支持配合。可后来,由于我忙于公务以及李淑一仙逝等因素,此项计划无奈搁置,这也成了我无法弥补的终身遗憾。

1998年,是柳直荀烈士百年诞辰。5月3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致信柳晓昂,高度赞扬柳直荀“钟三湘灵秀,成革命先驱,忠诚为党,奋不顾身”。11月2日,柳晓昂风尘仆仆从北京赶到周老嘴,我也前去接应。柳晓昂将朱镕基的亲笔信给我看,并慎重交代说,朱总理强调是私人信件,不要公开发表。他还将所写的讲话稿交我修改,我推托不过,作了一些改动。在第二天周老嘴镇举行的柳直荀烈士100周年诞辰纪念大会上,柳晓昂情绪激动,讲话时几度哽咽。

几年的交往,我与柳晓昂成了忘年交,很多事情他交由我办,我也都尽心尽力。当时,国内已出版有两本柳直荀传记:一本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出版的《柳直荀》,主要内容为中共长沙市委写作组编写的《柳直荀在湖南》,只记到1927年;另一本是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的《柳直荀》,比较全面。但这两本书已出版近20年,且还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李淑一的交往基本上没有涉及。柳晓昂嘱托我,重新写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客观、真实的柳直荀传记,我当即欣然应允。他与我一起初步拟定了写作提纲,确定以柳直荀与毛泽东、周恩来、贺龙以及夏曦等重要历史人物的交往作为线索,全面展示其波澜壮阔的一生。柳晓昂表示,回北京后再收集一些资料给我。

得到信任,我不敢有丝毫懈怠。这时,《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贺龙年谱》已先后出版,我认真进行研读,并将其中与柳直荀有关的内容摘录下来,结合《湘鄂西苏区历史简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湖南人民革命史》等,进行对照研究,并有了初步收获。比如,在上述两本书中,均附有《柳直荀烈士年谱》,其中记载,1930年“4月下旬,直荀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很快又返回武汉。然后到洪湖革命根据地,参加创建红六军的工作”。研究发现,这里存在明显的史实错误。作为中央巡视员,柳直荀1月上旬也去过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红六军于2月5日在监利汪家桥成立,4月之后他参加创建的应该是“红二军团”。

由于柳直荀英年早逝,其生命的成熟期几乎全部奔波于革命活动,加之长期颠沛流离,故其本人并未留下多少文字。他人有关柳直荀的回忆性文字,亦寥寥无几。柳直荀革命生涯中的很多重要环节诸说杂存,成为中共早期党史研究中的一个缺憾。我不揣浅陋,试图为弥补这一缺憾作一番努力,并体现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早年挚友柳直荀》一书中。

关于柳直荀的入党时间,曾有五六种说法,其中李淑一说是1923年。据由毛泽东和杨开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虹口区副区长的张琼回忆,她1924年夏接到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的来信说,他1924年2月在长沙宣誓,一起宣誓的有柳直荀和几位工人。新版《辞海》予以确认,拙书亦采用此说。

柳直荀1916年秋考入长沙雅礼大学预科,已确凿无疑。接着,1920年夏预科毕业、1924年夏大学毕业,成为如今的通用说法。经过一番周折,我在湖南省博物馆查到了柳直荀雅礼大学预科毕业证书,其颁证日期为“中华民国十年六月”,也就是1921年。为什么推后了一年呢?据学校介绍,柳直荀在雅礼读书时因为不愿做礼拜而缺席,被学校留级,这才找到合理解释。湖南省博物馆还收藏有柳直荀雅礼大学文科学士证书,中部的一段英文内容为:“学生柳直荀在本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习,兹授予文科学士学位。凭这一学位能够享受相关的待遇。此种学位是得到美国康涅狄克州州立法院学位委员会认可的。”这样,柳直荀雅礼大学的毕业时间就应该是1925年。由于有文物佐证,拙书颠覆了传统说法。

1932年1月下旬,在周老嘴召开了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柳直荀是否参加了此次会议?代表性的说法为:柳直荀回到周老嘴时,湘鄂西党的“四大”还没开完,他在会上与夏曦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对此,柳晓昂予以否定,认为柳直荀到达周老嘴的时间是1932年3月初。他在给我的信中作了详细说明,会议召开“是1月22日至30日,通知应早已发出,但2月中旬柳直荀才收到通知”。柳晓昂还保存有是年2月柳直荀在秭归牛镇码头等候上船时,所写的最后一封家书。当时柳直荀所乘之船在江中“触礁碎成两截,他又救助一商人脱险,又搭船到宜昌,这些都误了许多时间”,这位被救者,“曾写信给母亲详细地说明了那次遇难的情况”。

对史料的考证、甄别和取舍,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真正开始动笔写作的时候,更是感到困难重重。当时,柳直荀已牺牲半个多世纪,很多知情人都已过世,尤其是柳直荀参加南昌起义后,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一段时间,连家人也不知道他的行踪,有些档案资料尚未公开。于是,我就只能以零打碎敲的方式写了一些文章,先后发表在海内外报刊上。

在这些年中,柳晓昂给了我极大的鼓励,经常给我写信、打电话,并每年都给我寄来贺年片。2001年春节期间,我收到了他落款为1月17日的明信片,这也是我收到的他最后一张贺年片。是年3月9日,柳晓昂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75岁。惊悉噩耗,我不胜悲痛。看他身体那么魁梧、讲话中气十足,我万万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离开人世,我为未能让他看到书面世而感到万分痛心,追悔莫及。2009年1月,我在所出版的《画说伟人毛泽东》一书中,收录进了一些相关篇章,这样心里才稍感宽慰。

2006年4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永远的丰碑》大型党史人物专栏,播出了《魂飘重霄九——柳直荀》,《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主要媒体同步介绍,柳直荀烈士的事迹得到广泛传扬。2009年,柳直荀烈士陵园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全省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2010年,陵园改扩建项目立项建设,由原占地面积6.6亩扩至80亩,建筑面积达3000平方米,成为柳直荀烈士纪念园,并于2013年对外开放。

纪念园内建有湘鄂西苏区红色首府纪念馆,拟辟历史馆、人物馆和柳直荀烈士纪念馆。2013年10月,我应邀负责纪念馆陈列大纲的编写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时不我待。我们先后参观了一些纪念馆和博物馆,研读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洪湖革命根据地史》等著述,查阅了上千页的《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有了全面把握,然后分头编写陈列大纲。

柳直荀烈士纪念馆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柳直荀纪念馆,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亲笔题写了馆名。该馆陈列大纲的编写,按照柳直荀烈士生平事迹及他与毛泽东、周恩来、贺龙一起共同战斗的革命历程组织材料,同时还要收集相关的历史文献、文物、照片等,工程量巨大。尤其是南昌起义后到洪湖革命根据地期间(主要是1928年前后)柳直荀所从事的革命活动,由于记载简略,资料缺乏,我们广寻线索,共同研究,重点挖掘,各个击破。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等,在中央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统领部改成的科和妇委。据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通称中央卷)载,中央组织局主任先后为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秘书邓希贤(即邓小平)。下辖的科中,调查科科长为柳直荀。解密后的中央文件首次披露,柳直荀曾任中央组织局调查科长,一直到中央重新设立部为止,任职时间为1927年11月至1928年6月,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任职时间相同。据此推测,柳直荀还与邓小平共同工作过,但他到底从事了哪些具体工作,迄今没有发现文献和回忆录述及此事,只得暂作阙疑。

河南唐河革命纪念馆2011年底正式开馆,馆内布展有柳直荀在唐河的版面。我们得知后赶赴河南唐河县,了解到了1928年2月柳直荀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到唐河县与邓宝珊商谈创办军官教导团事宜的情况,还有柳直荀向党中央所写的《关于豫南、鄂北一带社会状况的调查报告》,这成为柳直荀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历史文献。

在《柳直荀烈士年谱》中,1927年的末尾,记有这样一段:“在上海,直荀还和杨皙子(杨度)一起,策划过太湖地区的革命运动。”但《柳直荀》书中正文没有只言片语提及和展开叙述,这也许是根据李淑一的回忆所记,她曾听柳直荀的大弟柳瑟虎讲过此事,但也不知其详。近些年来,随着新的史料不断被发掘,再印证比对民国相关档案,柳直荀与被称为“民国第一奇人”的杨度当年在白色恐怖氛围里冒险犯难、惊心动魄的这段经历终于浮出水面。我将其录入书中,填补柳直荀这段历史的空白,时间定为1928年春。

在《柳直荀烈士年谱》中,还有这样一段:1929年冬,“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直荀任中共长江局秘书长和中央军委特派员,同时兼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职务。”这其中的任湖北省委书记一职,很多出版物包括《辞海》都没有提及,由于没有看到“党中央的决定”,我也一直心存疑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旧书摊淘到了一本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在“(三)党在白区各省委” 小标题下面的“5.中共湖北省委员会:(设于汉口)  书记”中,记有“柳直荀(一九二九年冬)”。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柳直荀任职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终于得到了证实。

柳直荀所留下的手迹,绝大部分为给大弟柳瑟虎的信。柳直荀1928年关于郭亮的遗嘱等问题致罗迈(即李维汉)的信,成为珍贵史料,保存在中央档案馆。2013年4月8日《中国档案报》首先予以披露,其中说1928年3月“靖笳兄临刑时有遗嘱一道,现经长沙商人传出,特抄上”。镌刻在长沙市望城区郭亮纪念园墙壁上的郭亮遗书,比柳直荀的抄件多了“此嘱  临死日  郭”六个字。柳直荀是如何获知郭亮遗嘱的,该遗书到底是其亲笔书写还是传抄件,这些都还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

岁月悠悠,转瞬春秋虚度;此心耿耿,扪心日觉负重。在组织编写柳直荀烈士纪念馆陈列大纲的同时,我仍牢记着柳晓昂的生前嘱托,接着续写柳直荀烈士传记,其与陈列大纲的结构相仿,这样可以相互照顾,齐头并进。我又找出柳晓昂提供的资料,重读他给我的信函,仔细回忆他与我的谈话内容,大量阅读相关书籍,并到柳直荀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实地走访,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力求让展馆内容和书稿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20世纪80年代初,山东省档案馆编选出版了《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其中有一篇题为《克明对烟台的巡视报告》,选编者对“克明”并未进行认真查考,仅仅加注其“可能是山东早期党员曹克明”(后叛变)。因柳直荀又名柳克明,烟台市(现芝罘区)党史办将这份无年份的手书原稿复印后,赴北京求证。李淑一断定“这是柳直荀的真迹”,并于1983年11月16日出具了证明信。在将这段历史写进书中时,我结合相关事件,反复推敲,最后推定该报告为柳直荀任中央巡视员时于1929年10月25日所写。

上面提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是经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一部全面、系统、完整、准确的党的组织史资料的大型工具书,被称为“党谱”。我将柳直荀所任职务对照该书认真进行查对时,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比如,红二军团成立时,贺龙任总指挥,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时间为1930年7月至10月)。下辖红二军(红四军改称)和红六军。红二军军长一职,贺龙和柳直荀的任职时间相同,均为1930年7月至9月,类似这样一职二人同任的情况,在该书中不乏其例,有的注明为“代理”。接着,1930年9月至1931年3月,柳直荀任红六军政委、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后,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时间是1931年3月至6月。从“履历表”可以看出,1930年10月后到1931年3月,柳直荀并未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另由郑炽昌担任),而柳直荀任红二军军长,则在其他书中都没有提及,闻所未闻。相反,包括《辞海》在内的权威书籍所载柳直荀的有些任职,在该书中又不见记载,比如柳直荀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红八师政委在书中就没有找到,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言人人殊,只得慎加别择。经过一年多的辛勤笔耕,终于形成初稿,打印数份后,分别寄、送文史专家和相关人士指正。知音传媒集团资深编辑朱纪新通读了全稿,对书稿的叙述风格及布局谋篇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并改定了书名。柳直荀儿媳、柳晓昂夫人竺惠明和李淑一侄女黄昕戴着老花镜、借助放大镜审阅书稿,并增补了珍贵史料。原湖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董事长周年丰不吝赐教,并欣然作序,序文还先后被《荆州日报》、《新闻前哨》、《政策》等报刊刊载。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孙桂枝为李淑一《题柳直荀烈士纪念碑》碑文作了注释和赏析,权作《附录》收于书中。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我又对书稿进行了几次大的修改,附上插图,排成书样,交付出版社,这时才如释重负。

湖北人民出版社对书稿非常重视,经认真审查后纳入出版计划。由于书稿内容大量涉及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还须履行专题报批手续,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送中央有关部门审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审读后,于2015年6月4日提出审读意见:“修改后,可以同意出版。”根据审读的具体意见,我又对书稿作了认真修改和校订,再交出版社审查,在第二个烈士纪念日前付梓。

为了完成烈士之子的生前嘱托,为了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的“职业革命家”柳直荀,我前前后后用了20年时间,伏案操觚,熬更守夜,劳碌奔波,废寝忘食,但我乐此不疲,无怨无悔。

秋风送爽夜,又到月圆时,适逢30多年不遇的超级红月巧遇月全食奇观。我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在柳直荀烈士忌日,又来到柳直荀烈士纪念园。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生怕惊扰了长眠于此的先烈的魂灵。月色朦胧,树影婆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默念着苏轼的《水调歌头》,我依稀看见一个瘦高的身影在树丛中晃动。“柳直荀!”我不禁喊出声来,可揉揉眼,又不见人影。“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遥望浩瀚的银河,感觉李白《把酒问月》的担心实属多余。“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柳直荀中秋节前夜“魂飘重霄九”,吴刚捧酒迓迎客,嫦娥起舞慰忠魂,天地浑然一体,人仙共度悲欢。冥冥之中,毛泽东莫非真的料事如神?

吟诵着毛泽东的《蝶恋花》词,怀着虔诚的心情,我在柳直荀烈士墓前鞠躬敬礼,供奉上他爱吃的发饼和长沙臭豆腐,烧上一沓手稿当作纸钱。谨以《毛泽东早年挚友柳直荀》一书告慰柳直荀烈士的在天之灵。祈愿此文化作燃烧在烈士之子柳晓昂先生墓前的一炷心香!